同时把基本法比喻成房子的基础，并强调此等法的不可修改或废除的性质。
（二）大学案件的司法审查有限性 虽然说从对内关系来看，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是必要的，大学自治并不能否定司法审查的必要性。[76]杨伟东：《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研究》，17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而司法审查无疑是法治社会中对公民权利进行保障的最重要的途径。首先，大学自治规范的事项是直接与研究、教学等学术有关的事务，是超乎个人规则的事项，是学术的自身事务。[5]参见李建良：《大学自治与法治国家》，载《月旦法学杂志》，145页，2003 （10）。具体说来，所制定的规则首先要有助于达成规范该学术事项所要达成的目的。[51]因此，对大学规章的首要审查仍是合法性审查，一旦大学规章与现行法律有相抵触的地方，法院即可对该规章的效力予以否定，从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大学作出不利判决。
[46]虽然此处的裁量严格说来不一定能等同于行政裁量，比如说由于大学自治是直接源于宪法保护的权利，所以即使在法律规范的规定时，也可能基于宪法的保护而应有一种自我裁量的余地，称为学术的裁量可能更为合适，但是在实际的理解和运用中参考理论研究已较为充分的行政裁量的理论来介入应该更易把握。[52]参见何海波：《实质法治一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256页以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3]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载《法商研究》，66页，2003 （1）。[46]当今的政治宪法论者甚至自问自答道：政治宪法的本意是对政府权力不施加任何法律限制吗？不是。
政治宪法没有正式的法律文件，没有不可改变的权利宣言或制度体系，也没有保障宪法的程序，还没有便于管制的固定宪法边界。此外，我国学者强世功教授也常常被学者们归入这一学派，尽管其并未对此评价作出公开回应。[9]See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 1977. [10]参见前注[1]，J. A. G. Griffith文，第11页。最近，我国学者高全喜教授发文称：中国宪法……实际上不是僵硬不动的，而是充满着变化运动的。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汤姆金斯、理查德·贝拉米、吉和韦伯，主要关注政治宪法的规范基础（见下文论述）。参见前注[31]，G. Gee＆G. Webber文，第285页。
尽管汤姆金斯的共和政治宪法论受到各种批评，但它至少可以表明，格里菲斯和他本人在英国语境下所谈论的日常政治并非毫无规范性可言。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不存在任何优位的人权。但这并非格里菲斯的本意，看起来一切皆为宪法，但事实上宪法却不可能没有边界。正是在政治问责这点上，共和理论的规范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宪法。
至于价值观念的具体条目，涉及诸如自治、尊严、平等和安全等，理论家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基本上都把康德意义上的个人自治看成是第一位的：（自治）反映在但不限于现代自由主义痛斥歧视的思想中，它是战后国际上所有人权法出台的驱动力。违宪行为不仅易被察觉，而且有专门机关对其予以追究。这自然使人想到，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之于规范宪法学的重要意义。概言之，英国的政治宪法论者并非只关心事实上的权力关系，相反，他们对宪法应该是什么不仅有明确的意识，而且还在理论上给予详细阐述。
因为只有通过民主，利益的冲突问题才能主要根据权利而非强力解决。正如下文即将论述的那样，我国政治宪法论者的这一灵感在两个意义上是成问题的，一是否定了我国宪法的规范性，二是批判了一个宪法审查的假想敌。
四、对我国政治宪法论的批判 法律宪法论和政治宪法论的两分法，在我国相应的称谓是规范宪法学（含宪法解释学）和政治宪法学。认为审判程序不是政治过程，显得幼稚、无知、不真诚。
所谓模型，是对所解释的对象或实例的抽象和概括，具有理想化和程式化的特点，因而不可避免地与现实具有或大或小的出入。而第4条的用词是可以（may），这意味着抵触宣告是《人权法》赋予法院的一项裁量权。就此而言，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这一论断有个重要的先决因素，那就是，发生的每件事情都合乎宪法，不等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此外，格里菲斯及其后继者所阐述的政治宪法论，作为一种解释框架，必须与英国的法律宪法论相互对照才能理解。[38]前注[31]，G. Gee＆G. Webber文，第284页。而我国的情形则恰好相反，理论上我们拥有一部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因而不是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但实践却一再证明，我国宪法往往沦为一纸具文，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法律宪法的典型特点在于体系化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用宪法文本来表现，掌权者和普通公民都很容易识别。宪法总是在立法机关的掌控之中，也总是要受到质疑，总要被修订或修正—可以想见还要被废弃。
而对我国来说，现实的宪法问题与英国根本不同，不存在遏制司法权扩张的现实需要。理由在于：第3条的用词是必须（must），这意味着把国内法解释得与公约权利相一致是法院的义务。
[21]A. V. Dic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15，p. 38. [22]关于英国的弱型宪法审查制度，可参见何海波：没有宪法的违宪审查—英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09～122页。照此推理，普通法本质上构成了一个道德判断的领域，它的生命力就是在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国家之间分配权力，保护个人不受外在强力特别是政府的干预。
[74]当然，就研究对象与方法论的开放性而言，林来梵教授的规范宪法学与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和传统的宪法解释学均颇为不同，对这种区别的简要讨论，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磊：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对话，《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第134～143页。总体上，学术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发生转向之后，各种学说理论虽层出不穷，但远远不能直面我国的现实问题。前者面临的是如何调整新形势下法治与议会主权的关系问题，政治宪法论和法律宪法论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主张，尽管其主张在政治哲学层面有着根本分歧，但都是直面现实问题的学术思考，并影响政治实践。（三）反对把宪法规范当作核心研究对象 除了反对司法宪政主义之外，我国的政治宪法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对宪法的规范性。
尽管这一对比更多是出于想象或美好愿望，但人们所关切的问题却是真实的。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78 ～ 2008 ,《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0页。
我国政治宪法论以激进的态度反对我国几乎尚未施行的宪法审查制度，这本身就难逃针对假想敌的指责，更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宪法论一方面否定法律宪法意义上的规范，同时又没有建立起政治宪法意义上的规范，这无异于从根子上抛弃了宪法。尽管如此，政治宪法论者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议会和内阁中的政治活动虽然受到一定议事程序和规则的限制，但其偶然性和随意性更强，自然不可能具有法庭司法活动中的可预见性。[30]政治宪法有自身的规定性，尽管这一点常常引人误解，但它的确是政治宪法论的应有之义。
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动因是撒切尔改革。如果宣布一部法律生效，但是没有机构或程序来处理对该法的违反，该法律就不具有完全的约束力。[83]也不是自负地以为，只有规范宪法学或宪法教义学才值得研究，更不是拿英国的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学术研究，而是要借此指出，对我国宪法问题另辟蹊径的解释，尚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工作要做。既无所谓言论自由权、未经审判不得定罪权、无代表不纳税权，也没有不受酷刑权和不受即刻处决权。
[77]郑贤君：方法与意义—宪法学方法与范式，载王锴主编：《宪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参见王错：强形式司法审查抑或弱形式司法审查？—一场有关司法审查性质的论战，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宪制与制宪·下）（第18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159页。
这是斯卡曼勋爵（后来的上议院大法官）在爱尔兰共和军实施恐怖活动时期所发表的演讲。政治宪法论者的这一提醒或拓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73] 所谓法律权威内在于法律本身，当然只能是内在于法律规范本身。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寻求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无论是成文宪法、权利法案还是其他法律制度，都不能实现这一目标。
